简介：在发言中，李铁主任谈到，最近关注我们的媒体很多都给我们加上“发改委”。他说，其实我们单位只是一个研究单位，我们介绍的城镇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个团队成果。他希望媒体再报道的时候提到我们团队，不要再在我们前面加上发改委。

    “2013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于8月10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论坛做了主题发言。
　　在发言中，李铁主任谈到，最近关注我们的媒体很多都给我们加上“发改委”。他说，其实我们单位只是一个研究单位，我们介绍的城镇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个团队成果。他希望媒体再报道的时候提到我们团队，不要再在我们前面加上发改委。
　　以下为演讲摘录：
　　今天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城镇化的现状、政策，为什么要先介绍一下现状呢，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城镇化到底是什么，概念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虽然可以仍然有农村，但是我们也知道城市的管理体制，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都会不同，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决定了我国发展的历程。
　　第二个是城镇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数量，现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一万多个镇，它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进程至关重要，400万以上的城市14个，1000万以上的有5个，城镇人口超过五万人的建制镇达到700多个，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城市，我们市民要进行什么样的选择，对我们来讲都是研究咨询当中非常关心的问题。
　　特别要讲到中国虽然城镇化发展的很快，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步入现代化的行列，东部和西部相差很多，所以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区域问题，可以囊括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所以城市化是一个筐，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往里装。
　　很多人研究学界对城市化的理解有什么差异，大家可以把城镇化理解为现代农村提高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增加项目的机会，地方希望城镇化增加更多的中央投资的机会，但是我们研究城镇化的问题，核心就是一个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和小城镇转移的过程。
　　了解中国的城镇化的过程有一件事情就要说明白：（虽然）很多人说世界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所面对的城镇化和世界所有国家经历的过程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速度快，在高速增长，大规模人口转入的速度很快，高速增长东亚国家都有一些这样的过程，但是中国的过程每年有两千万人进入城市，每年。第二个是总量大，7.1亿人口，我们很多人对中国不满，老是觉得中国的问题太多，为什么不能像美国、欧洲那样，可是我们面临的总人口13.6亿，面临城镇化的人口7.1亿，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大人口的城镇化，因为中国城镇化在高速增长中，完成城镇化的过程积累的矛盾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30年我们没有过城市管理经验，只是对我们传统的制度比较熟悉，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完成自发的城镇化进程，会积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矛盾。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城镇化体制不一样。很多人说不存在中国国情，这是胡说！中国的国情就是现在的体制，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是一个自发进程的过程，可是在中国不是，在中国的城市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有一些阶段性的问题。首先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全世界都有，很多人研究城镇化不了解等级是怎么一回事。刚才我讲中国原来的管理体制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过去是管理现在是竞争关系，城市和城市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有资源竞争的关系，而资源竞争是建立在等级管理体制下的关系，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关系。
　　上级管理下级，会导致资源向某一类城市进入，通过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特别是发达地区，非常的明显，上级管理着下级城市，可以任意的调动下级城市的资源，或者通过行政权利限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制度低价剥夺农村的资源，剥夺农村的劳动力，低价剥夺农村的土地，把更多的环境污染释放到农村，这也是我们发展当中很大的代价。还有我们的城市户籍制度，不开放的政策，人口可以进来，但是不解决保障的问题，这种制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但是面对这种制度，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我们面对这么多的制度造成的利益结果，经过几十年相对固化，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很大的压力，不是一句话，一个观点一个口号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要面临的改革，面临城镇化的发展，不是凭想象的过程，是要面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决策群体、经营群体，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什么态度，决定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政策走向。
　　制度更多的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人口进入城市，或者给他们减少公共服务的政策，这种政策原来是城乡关系，现在演变成区域关系，城镇之间的关系，在八十年代，我们研究农村政策的时候，我们把城镇化简单的归结为城市关系，农民进城带来的诸多问题，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区域之间的关系，城镇间的关系，都和我刚才讲的一系列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区域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有两亿多的农民在城镇里面打工，我们还有7300万的城市间的流动人口，他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就业、居住，不能获得身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吗？这就是所谓的制度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社会经常出现征地的矛盾，一些发展中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造成的泡沫现象也和征地有关系，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债务特别突出，也和我们的制度有关系，既和融资有关系，也和城市发展的制度有关系，不研究这些体制，仅仅凭我们拿着西方的东西到中国来，说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怎么样，这个提法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存在着后发的劣势，很多人讲后发有优势，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有自己的劣势，尤其是发展到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后发有劣势，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成果是我们通过赶超心理，需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我们高速城镇化成长的经验，使很多政府官员认为我们主观有能力，有决策瞬间的改善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
　　所以我们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形态，已经成为我们现在城镇化发展的后果，耗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回到城镇化的本质上，它是要解决几亿农民要进城，解决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已经在城市居住了，但是和城镇居民没有平等的待遇，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进程就面临着挑战和选择，你到底是解决锦上添花的问题，解决我们城市经营希望的城镇化结果，还是解决雪中送炭，解决外来人口他们享受的生活水平呢，对所有人都是选择。所以这种后发的劣势导致城镇化走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在探讨，是因为这几亿农民，他们把大量的消费转向原来的家乡，没有真正的价值，还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继续解决，会逐步的蔓延，也会形成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们有一个廉价的土地成本，这是很多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在地方，不同的所有城市竞争过程中，可以低价甚至负低价给很多土地，很多国家做不到把土地以低价拿出来。近几年很多群体性事件围绕土地的很多，中国的土地代价成本和世界上比也是很低的，土地环境，空气环境，这种成本也是我们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付出而且必须承担的代价。
　　这些成本构筑了城镇化进程，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当中形成的非常重要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是由于我们现实的体制决定的。
　　第二个我们讲矛盾，矛盾如果讲城镇化的矛盾，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数量性增长和质量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所谓数量性的增长就是7.1亿的人口，数量性的增长就是有两亿多的外来农民工和一些流动人口在城市里面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当年讲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非常关键的地方。
　　土地粗放型扩张和节约型利用的矛盾，我们有两万个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呢？我们有一些数据，土地城镇化，是对于中国土地资源很短缺，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保护耕地是一个基本国策，但是我们保护耕地的政策1997年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下，我们城乡建设用地不仅没有降，反而在增加，住建部提出80到120平米是合理用地，2000年我们统计是人均占地130多平米，经过十几年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人均占地从130平米增加到140多平米，同时农村人口转移出两亿多，农村占地增加了3000万亩，如果每年计划经济指标700万亩，相当于四年的用地，耕地保护政策怎么样贯彻落实呢。
　　就业、低成本和城市发展的高成本间的矛盾。既要面对几亿人的就业，可是现在我们新兴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怎么样容纳这种低成本的就业人口，城市的管理，城关的矛盾这么突出，直接涉及到的也是我们讲到的社会问题，就业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发达国家的良好的城市环境，可是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人口给他们什么样的空间，我们现在提出的所有的口号都是现代化，新兴等等等等，事实上我们还有几亿农民，他们面临的最低成本的就业，他们没有经过教育，低素质的农民，这种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花园城市和农民解决最低居住条件的农民之间生存的空间出现了极大的发展。
　　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矛盾，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今天，服务业比重占GDP增加值比重已经是工业的三倍甚至四倍，我们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于中下等国家7个百分点，为什么服务业发展不起来，现在我们是7.1亿城镇人口，2.6亿外来农民，2020年城镇化达到60%，还要至少增加7000万，2030年达到4亿，他们从事什么，是从事新兴工业，技术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传统工业？如果这种传统的工业发展，我们的污染会到什么程度？而我们服务业有那么大的空间，可是现在所有的城市发展模式都是排斥服务业发展的模式。未来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这种矛盾在我们很多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定产业政策的人都面临着一些障碍，城市决策体系的障碍。
　　怎么解决问题？目标很清楚，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粗放扩张性向资源集约型转变，要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强调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转变，更重要的是解决中低收入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
　　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城市化路径的低成本的发展途径。还要建立长期的城市发展行为，而遏制短期行为。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城镇化的问题核心是改革，而不是投资。十八大提出的整体的改革思路，特别强调城镇化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问题，是全面深刻的社会体制变革。这里面既要涉及到怎么样推进户籍管理城市改革，我们的户籍管理城市改革面临着市长和精英的挑战，很多人不希望这么大的农村人口和我享受一样的空间，面对这个问题，城市精英们内心的反对，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到决策，大城市北京别改了，到别的地方，中小城市说别在我这里了，到小城镇去，发达地区说到贫困的地区去，怎么样进行合理的改革路径呢，我们要研究探讨和思索这些问题，要不要，怎么样进行土地管理的制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行政化的管理制度，没有保证我们耕地保证的实现，反而造成了人均占有耕地的持续增加。
　　我们行政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农村低价剥夺土地管理制度，虽然造成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是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变相的推动了一部分地方房地产模式的畸形发展，也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珍惜的利用，怎么样通过改革遏制占地的趋势和冲动，我们不能停留80年代的思维上，要实行新的改革探索，是不是要推进行政区划的整体改革，是不是要解决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对投资要素资源的竞争，不能以行政手段来引导，来干预，使这些资源向我这个地方靠拢。
　　怎么样给中小城市，小城镇提供更多的活力，让他们吸纳就业人口，解决户籍问题，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改革从经济领域推广到社会领域？这都是需要深入探索的。在一些省份已经开始了有关方面的试点，怎么样进行城镇的基础设施改革，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里不仅仅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融资，涉及到农民低福利价格辅助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增高，怎么样产业结构，放弃特别是61%城镇化水平到67%的水平下原有的工业化主导的模式，调整城市发展的结构，给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更多的增长空间。
　　城市化涉及的改革的东西太多了，（在这里）我只能做简要的介绍，很多问题也希望我们媒体的朋友们、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认识到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配置资源的机会。怎么样来形成呢？惟有一个目标，就是改革！

 

（责任编辑：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