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社区”概念进行完整学术诠释的当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1887年，滕尼斯出版《社区和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德文Gemeinschaft，有“集体”、“联合”、“公有”、“共同体”等义。是故，该书中文版译作《共同体与社会》。“社区”之要义即在于它是一个“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信仰共同体。举凡村庄、市镇、城市街区等，均可视为社区。不过，现今使用的“社区”一词已与滕尼斯的界说渐行渐远。滕氏认为，社区是基于血缘关系而结成的共同体。“社区”与“社会”有别：社区的基础是本质意识，体现出守望相助的亲密关系，因而它是有机整合;社会的基础是选择意志，崇尚权利、法律、理性，因而它是机械整合。尾随滕尼斯之步履，在其后数十年内，英美人类学社会学将“社区”进行学术锻造，使之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中文“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自英文翻译而来，承袭了英美的学术理念，却丢失了德国式的哲学运思。

　　截至目前，学界有关论著多将社区研究框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说法大体不差，但过于笼统。从人类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历程看，社区范式的确立应该是1935年。

　　纵观国际学术界，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具体到中国，在社区范式确立之前，已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研究著作面世。更重要的是，中外学者已在中国展开以村落为对象的乡村社会调查(城市社会调查暂且不表)，如1919年沪江大学葛学溥(D. H. Kulp)指导学生进行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1922—1923年金陵大学卜凯(J. L. Buck)指导学生进行的安徽芜湖、直隶盐山207个农场调查，1923年沪江大学白克令(H. S. Bucklin)指导学生进行的上海沈家行农村调查，1926—1927年燕京大学李景汉指导学生进行的北平黑山扈村、挂甲屯等4个村落调查，1926年李景汉主持的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依托的河北定县农村社会调查，1929—1934年陈翰笙主持的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依托的河北、江苏、广东等省农村调查，等等。

　　在社区范式奠定之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村落的代表性作品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三部作品，均是作者对生于兹、养于兹的故乡的“深度描写”。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均采取社区研究方法，将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结构分析、功能分析、社会变迁分析、类型比较法，乃至历史记忆、文学叙事手法结合起来，以村落为中心，对乡民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观察，为人们展示了丰富、生动、复杂的乡村社区的实态，并作出了各自的理论阐释。

　　详言之，贯穿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的中心命题，是传统乡村社会在近代历史情境中的变迁，援引他本人的说法，即“考察的主题是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费孝通的导师、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指出，费孝通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但他有意识地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这一复杂主题。同样是社区研究，费孝通将农村社区限定于村庄，杨懋春却将农村社区界定为集镇地区。杨懋春系统阐述了初级群体(家庭)、次级群体(村庄)、大地区(集镇)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中国农村社区组织是集镇，对集镇功能作了多侧面的分析。他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从描述初级群体开始，逐级剖析乡村的社会关系。用他的话说，“研究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大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这一途径主要考虑到，每个地区的生活必须以整体方式而不是以分散的片断的方式来叙述”。家庭是初级群体，村庄是次级群体，集镇代表一个大地区，在这样的层级关系中，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结构轮廓得以揭示。按照人类学家林顿的评点，杨懋春的研究涉及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研究的重要性。相较于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可谓独辟蹊径：以小说之笔触，叙述福建乡村社区的家族史。这项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旨在揭示：在传统与近代并存的时代氛围中，人际关系的体系面临着“均衡”与“变迁”之间的紧张关系。用他的话说，“这种均衡状态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变化是继之而来的过程。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林耀华的研究更加贴近生活的本质，其结论亦更具直抵人性的洞察力。

　　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开创了风格不同的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对后继者影响深远。不过，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人们对近代乡村的“深度描写”。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崔凤娇）